厦门大学由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，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，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。1937年7月1日，经南京国民政府核定，私立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厦门大学；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军大举入侵华北，东南沿海战云密布。为了保障师生的安全，国立厦门大学师生在萨本栋校长率领下，于7月12日内迁长汀，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厦门。
厦门大学在长汀坚持办学八年，是厦门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壮大的八年：在校学生由1938年1月迁汀复课时的196人增加至1945年的1044人，为迁汀复课时的五倍多；院系由原来的3院9系发展到4院15系。1940年11月9日，厦门大学创办人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来汀视察厦门大学后得出结论：“厦门大学有进步”“比其他诸大学可无逊色”。在学业上，1940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国立8个院校学业竞赛成绩中名列第一；1941年全国第二届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试中，厦门大学再居首位，蝉联全国第一。美国地质地理学家葛德石访问厦门大学后，赞扬厦门大学为“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大学”，成为“南方之强”。
在私立时期优良学风的基础上，经过长汀时期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，厦门大学形成了“爱国、勤奋、朴实、活跃”的好校风，并对长汀的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抗战时期，乔迁长汀的厦门大学，虽然有迁校带来的种种困难，但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却更加高涨，抗日救亡活动特别在宣传方面从未间断，师生们不仅关注抗日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，同时关注内部坚持抗战与妥协投降两种潮流的斗争。
厦门大学师生在萨本栋校长的带领下与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站在一起，坚持抗战，反对投降，大力发扬爱国精神，如1940年4月1日，萨本栋以自己和全校师生名义，向全国通电斥责汪精卫投敌的滔天罪行，其通电内容为：“全国父老兄弟姐妹均鉴：报载汪逆兆铭陷日在宁率丑类成立伪组织，认贼作父，叛党，丧心病狂，莫此为甚，此獠不除，实为民族耻辱。特电声讨，伏祈各界一致奋起，扫荡妖氛，共维大义，国家幸甚，民族幸甚。国立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暨全体教员学生叩。”萨校长和全体师生员工爱国之心跃然纸上。
1937年10月，“国立厦门大学学生救国服务团”正式成立，创办《救亡言论》，进行各项抗日救亡工作。
1938年1月16日，全校师生200人组成20个宣传队，深入长汀城街道宣传，演讲日寇侵华的罪行，高呼抗战救国口号，唤起长汀广大民众的抗战意识，激发抗日宣传和抗日救亡的热情。22日起，宣传队改变形式，挨家挨户进行家庭访问。3月8日，厦门大学学生救国服务团宣传队深入河田等村进行为期一周的宣传。在河田，巧遇北上抗日的新四军二支队。二支队张鼎丞和邓子恢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深表赞许。救国服务团后来改名为“战时后方服务团”，出版长汀抗战以来第一份由大学生编辑出版的旬刊，刊名叫《唯力》，办刊宗旨是“站在抗日最高原则之下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生存奋斗到底”。该刊的出版受到新四军二支队的肯定和鼓励，也成为进步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抢手货，为救国救亡的宣传起到重大作用。
1940年2月，全校师生400余人组成27队，分赴长汀各乡村举行扩大兵役宣传，慰问出征军人家属。暑假，又有三个宣传队共50多人下乡宣传。1944年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，厦门大学女生同学会主持公演名剧《家》，以门票收入赠送长汀抗日战士的家属。据厦门大学党史资料第一辑记载：“国立厦门大学迁汀以来，对各项工作颇为努力，每次假期下乡工作均著成绩。”“除了进行救亡宣传以外，厦门大学学生还进行了大量后方服务等工作，诸如慰问军属、讲演防毒，传授救护常识等。”
厦门大学师生的爱国热情和开展卓有成效的宣传，给长汀这座富有传统的山城带来勃勃生机。厦门大学迁汀时，“县城的中、小学里，有一批厦门大学师生长期兼课。1942年，县立初中有28名师生兼课。”在课堂上，他们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吟诵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岳飞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和爱国诗人陆游“死去原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。”等等，激发学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爱人民的思想感情。在厦门大学师生影响下，长汀中学的师生也常常在墙报和校刊上写文章宣传抗战，组织宣传队开展街头宣传，排演戏剧，专场演出话剧、歌剧等，整个长汀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开展。
厦门大学萨本栋校长以“务求无负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，及政府将厦门大学收归国立之至意”作为自己的信条，力谋厦门大学之复兴。
他创办工科，复办法科，延聘良师，扩大招生，为厦门大学成为“南方之强”而忘我地工作。他把清华大学的一套勤学的风气带到厦门大学，对学校录取新生的标准、各学系课程的开设及各课程教学的要求，均作出严格规定，有力地促进了教师的认真授课及学生的勤奋学习。
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道：“因为功课关系，我们都起得很早。我平时都在五时半以前就起来了，操作一刻钟的机械运动，读一两页的英文，就进早餐了。第一节的功课是从六点钟开始的，每节五十分钟。文法二院的功课多半是集中在上午的时间，商学院和理工学院则因实验和实习比较重要，下午也很忙。我为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见，总是坐在第一排的座位，有几科功课，课后我还做整理笔记的工作，留作永久纪念，供以后参考之用。在没有课的时候，我总是到阅览厅里去看书阅报。在一、二年级的四个学期中，我已把亚丹斯密的国富论、利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原理，马克思的资本论、庞巴维克的资本肯定论和一般的经济学理论的书籍，阅读一遍。”
另一位同学在回忆文章写道：“厦门大学的同学实在太勤勉了，厦门大学同学可说大部分都是敬惜光阴爱书如命的英雄好汉。无论在图书馆或野外，你可发现他们不是在温习功课，便是在阅读书报。这种勤勉的风气是造成厦门大学声誉的主要原因。”
“母校迁汀后，同学研究空气异常浓厚，在借出图书方面，即以二十八年下期而论。全期中师生四百余人共借图书七千余册，每人平均十六册之多，至若阅览室之教授指定参考书籍及普通参考书籍杂志等等。其阅览人数，更为拥挤。———启馆之后，时告满座，后至者往往向隅。于是母校图书馆当局，乃延长开放时间，每日自上午七时起至下午八时半，全日开放。唯阅览室之座位，仍时有不足之处。”
厦门大学的勤奋学风也由兼课教师带到长汀中、小学。如抗战前长汀的中学没有早读的风气，厦门大学学生来汀后，每天很早起床到北山（卧龙山）脚下读书。汀中不久也实行了早读，每天早上校长就守候在校长室发给最早到校早读的学生“早到牌”，当天就对获得早到牌的学生进行表彰，极大地鼓励了汀中学生的勤学热情。厦门大学实行学分制，在这影响下，汀中也实行了平时成绩优秀者期末免考制。厦门大学的勤奋学风带动了汀中学生的求学热情。汀中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，每年高中毕业考取大学的人数均居闽西各县前茅。“厦门大学在汀期间先后招考录取汀籍学生100多名。”“1946年秋，厦门大学迁返厦门，将大量房产、家具、课桌和大部分仪器分赠给长汀中、小学等26个单位。”厦门大学为长汀改善办学条件，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厦门大学治学风气之“朴实”，在私立时期已初奠基础。内迁长汀之后，校长萨本栋极力提倡“朴实”的学风，反复告诫师生“不要大吹大擂”，“应加紧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”。全校上下埋头苦干，培养了一届又一届“实际致用的学问充实于内，服务耐劳的精神表现于外”的毕业生，赢得了各界的赞誉。
厦门大学生活上的“朴实”之风，是在长汀形成的。抗敌形势的艰危，山区条件之粗陋，战时物资的匮乏，学生家境的贫寒，使厦门大学师生从思想到风尚都发生了惊人的转变。
留学过英、美、德、法、瑞士五国的周辨明教授在回顾这一转变时说：“从十里洋场的厦门、到七闽空僻的长汀；从雕栏石砌的高楼大厦、到画栋剥落的破败庙宇；从贵族到平民；从繁华到朴素；这期间，转变的太惊人。不过这一转变，对于重生的厦门大学，却是十分有利的，这种经验可以说是有钱没处买的。”
一位当年的穷苦学生在《我的厦门大学生活》征文中则写道：“正因为是处在山城中，大都市一切的繁华喧嚣，都不会来烦忧我们，使我们无形中养成了朴实的风气，这对我这个穷小子，特别方便。没有钱做西装，可以穿棉布学生装，因为在这里穿西装的只有凤毛麟角的例外；没有钱穿皮鞋，可以穿草鞋；因为这里穿草鞋的，也大有人在；就这样，布衣草鞋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。而在交际上，并没有降低身份的感觉；在学习上，更没有被不良的嗜好所引诱；这是出于战争之赐呢，还是出于厦门大学之赐？”
萨校长提倡自由研究活动，亲作“有限差分之原理及应用”的报告。由厦门大学专家、教授开办的学术讲座就有20余次，并邀请王亚南、郭大力、李四光、薛笃弼、石延汉等赴校做学术报告。学校先后出版《巨图》《唯力》《厦门大学文摘》《厦门大学文丛》《厦门大学通讯》《闽赣余话》等书刊。在《汀江日报》（后改《中南日报》）上开辟副刊，由有名望的教授主编《科学副刊》《经济副刊》《商学副刊》《语言文学导刊》等，在长汀城乡广为流传，对长汀教育质量的提高和促成长汀全城文风鼎盛，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均有深远影响。厦门大学法律系学生成立法律顾问小组，为人们提供法律咨询，为穷人主持正义，为受欺凌的百姓出庭辩护。
厦门大学化学系与福建省府建设厅、“东南工合”合作进行科学试验，在长汀研制“改良纸”成功，并将它推广至连城、宁化、邵武、南平等地。它具有即写即干、不渗不透的特点，适于印刷账册和信笺等，使用历史达半个世纪。
1942年，厦门大学爱好版画者如朱一雄、吴忠翰、涂元渠及汀人郑永芳等成立木刻研究会，两度在汀举办版画展览，展出作品100余幅，翌年选70幅送重庆参加全国性版画展览。
“至学生衣着方面，亦极朴素，西装革履、油头粉面、丝绒旗袍，几从未见及。偶有滨海大学转来厦门大学就读者，不久亦为‘箪食瓢饮，短褐粗衣’之朴俭风气同化矣。”（摘自《厦门大学校史》第二辑第425页）
厦门大学师生在生活中“朴实”的风气，对长汀中、小学师生影响则更大了，长汀广大民众对名牌大学的师生穿着朴素由惊讶到敬佩，这对汀城各界人士养成俭朴风气起到潜移默化作用。
厦门大学“活跃”的校风，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学术思想，二是课外活动。厦门大学自建校开始，就提倡学术自由，私立时延聘了一些不同观点的学者、教授来校，开展自由讨论健身器械大全。因此，学术空气十分活跃。改归国立后，虽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，但萨本栋仍取兼收并容的态度，学校聘请上反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为经济系教授（摘自《厦门大学校史》第一辑第220页）。
厦门大学课外活动之活跃，更是一向闻名全省乃至全国。私立时期体育运动之普及，体育竞赛的成绩，在全国各大学中均属一流水平；而演剧、音乐、书画、摄影等文化娱乐，郊游、迎新、送别等交谊联谊，每学期都是连接不断，热闹非常。内迁长汀后虽然受到了种种条件的限制，但厦门大学的体育、文娱活动却只增无减（摘自《厦门大学校史》第一辑第220页）。
在厦门大学帮助和指导下，长汀抗日救亡宣传与厦门大学紧密团结、密切配合，共同掀起了利用文艺武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。
厦大学生在简易的阅览室认线年七、八月间，组织成立了抗敌后援会。随着厦门大学迁汀，省立福州工业职业学校也在长汀设立分校。其他机关、部队、银行、商店都先后涌入长汀，一时长汀城关人口剧增到10万人左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长汀抗敌后援会组织机构也不断发展壮大，会员由厦门大学、侨民师范、省立高级工业学校、省立长汀中学、县中、城区各小学以及各阶层爱国人士组成，公推厦门大学的萨校长为该会的名誉会长，同时还成立“长汀抗敌剧团”，由厦门大学任重担任团长兼导演。
厦门大学组织“抗敌剧团”、“铁声歌咏团”等，文娱活动异常活跃，在城乡公演《雷雨》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日出》《原野》《再会吧，香港》《升官图》《中国万岁》《打杀汉奸》《燕京》等十几出话剧，深刻感人，轰动山城。还教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《延安颂》《松花江上》《大刀歌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歌曲，带动长汀中、小学抗敌文艺队伍纷纷深入城乡活动。
厦门大学抗敌剧团和长汀抗敌剧团开展抗日宣传竞赛，带动汀中剧团、县中剧团、商工剧团也争相演出，他们拿起各种文艺武器走上街头，深入农村，采用演讲、教唱救亡歌曲、演出话剧、搞漫画展览等多种形式，宣传抗日救国的意义，广泛地发动群众，激起民众的抗日热情。长汀抗敌剧团，除演出大型戏剧如《塞上风云》《日出》《红心草》《野玫瑰》、《蜕变》《凤凰城》外，还演出独幕话剧《夜之歌》《打鬼子》《万众一心》等，并深入乡村演出。长汀抗敌剧团还多次跨县演出，并将演出的收入，除了一小部分作为演出经费外，其余尽数汇往前方，或购制寒衣、购买食品，慰劳前方抗敌将士。
在体育活动方面，厦门大学迁汀不上三个月，一切尚未安顿好，学校就在校庆十七周年纪念日举行体育运动大会。
《厦门大学校史》第一辑记载：“当时没有跑道，没有沙坑，田径就以越野赛跑代替所有正规比赛，决出男子、女子组冠军和以下优胜者；足球既没有场地，又没有对手，就在公园草坪上划下白灰线，树起“城门”，组成两队对赛；其他尚有篮球比赛、排球比赛、武术空拳对打、国术器械表演等。”
“在这运动大会上最新奇的，要数女生的两项表演项目。一是“扫帚操”，人数二十人，时间六分钟，服装工人装；二是“棍棒操”，人数十二人，时间四分钟，服装白衣黑裤。这两项表演既体现了崇高劳动，又显示了巾帼雄风，博得了全场喝彩。”
“自此以后，厦门大学在长汀，年年赛事不断，而且不但在校内进行，还扩展到校外。1939年春，由学校主办的全汀三千米公开赛跑，分军警、学生、民众三组，参赛人数八十多人，为长汀历史上前所未有。1940年，再度举行校庆运动大会天博全站官网登录，打破多项学校记录。接着，厦门大学在长汀修建了正规的跑道、足球场、游泳池。至1945年抗战胜利，体育运动越闹越火红，大大活跃了学校生活，同时大大促进了长汀体育运动的开展。”
厦门大学在长汀时期形成的“爱国、勤奋、朴实、活跃”的优良校风，不仅使该校获得了“南方之强”的赞誉，而且对长汀的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据《厦门大学校史》（第一辑）记载：“厦门大学迁汀后对长汀社会的影响既广且深，而长汀社会的进步，又为厦门大学提供了一个优良的社会环境。厦门大学在抗战期间的复兴与发展，与长汀民众的支持帮助，同样是分不开的。”●
